在线炒股配资服务网我也许将来能成为她女儿的对象

在温泉度过的夏天

北京西北郊的颐和园是慈禧太后的行宫。颐和园西北十公里有个温泉，是我们家夏天避暑的地方，我至今还拥有那块土地。离英家别墅不远，有一块很大的石头，上写着："水流云在"，每个字都超过两米高，将我祖父的书法刻在大石之上。意取杜甫诗句："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巨石位于温泉老年医院内山顶，现在成了旅游景点。几年前，我花钱整修了一下，以示对这位非常人物的敬佩。我还花了更多的钱，在这块地上重建了一座别墅，希望能在那里安度晚年。

我们家原本在那儿的宅子很不错。我家那时很富有。附近还有三四家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在温泉山庄造了夏天避暑的房子，但是房子和房子之间有相当的距离。其他住户都是当地石窝村的村民。

有时候，在那里度假的有钱人家会相互之间做些礼节上的拜访。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这几家人来拜访的时候，男人们都穿着正式的长衫，主人家第一句话总是："哎呀，宽衣宽衣。"遣词用句都非常客套。北京的夏天有时挺热的，当时也没有空调。每位客人都会拿把扇子，男士们都穿着府绸或是竹布等透气的中式褂子。

我们孩子们都以为"宽衣"是大人们才用的语言的一部分，总能让我们大笑。孩子们对这类事情总是很敏感。这些自称为绅士的人们因为能在那里供养起夏季别墅就觉得跟穷人有区别，我们孩子们还收集了这些人说的怪话，之后在他们背后模仿他们。

当时还有一句常用的话，我们孩子们觉得特别可笑："今日携贱内前来造访。"在城里我们极少听到这样的话。在城里，我们周围的人都是些开明人士，尽量模仿洋人或是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中文明人的行为。在乡下的这些邻居，那些能在那里买别墅的有钱人，也在那里努力地显示有修养，可不知怎样才能跟得上城市居民那样的文明。他们努力做出的文明举动显得很好笑，甚至一股迂腐味儿。他们当中有些人比我父母更富有，但有钱买不到文化修养，所以就社会地位来说，我父母很受尊重。

通常只是长辈互相拜访，但有时也会带孩子们来。我父母很开明，也欢迎当地的穷人来我家。所以常和我玩的一些孩子当中有有钱人家的孩子，也有穷人家的孩子。在温泉山庄阶级之间的区分与城里不一样，在温泉山庄有些情形不太可能在城里发生。比如，夏天的时候，在温泉山庄，我们能自由地与我们邻近的孩子们一起去抓螳螂，这些孩子们的社会阶层要比我们低得多。

但比我们有钱的人家还是看重我们，特别是因为我哥哥若勤。他比我年长四岁，我们常和他开玩笑，因为很显然他是在温泉山庄的女孩子们中抢手的对象。那里的人都觉得他是吸引人的公子。那些做母亲的希望引起他的兴趣，所以有时候他会受到特别邀请，和长辈们一起去别人家做客。当然我们这些孩子觉得很可笑，因为我们想都不会想要在这个地方找对象。尽管在温泉山庄不是那么明显，但在当时的中国，阶级区分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别墅是在山坡上比较高的位置，在我们下面住着一户当地的人家，那家有个女孩跟我们年龄相似。她很活泼，我们几个孩子常和她一起玩耍，但大约她七岁那年，有一天她不再来了。我们去她家找她，透过纸窗听到她母亲在那里说她："别大哭小叫的！每个女孩子都要过这一关！"

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她才出现。我们去找她，求她家大人让她和我们一起玩。

"她忙着呢！"大人们告诉我们，好像那么一句就把情况解释清楚了。她才七岁，能忙什么？

几个星期后，她终于走出家门，走路歪歪斜斜的。我们几个都盯着她的脚看，那看来是关键所在。

我们围着问她："怎么回事？"

"我妈硬让我缠脚。"她说。

我们都特别好奇："能让我们看看吗？"

"不行，"她说，"不能让人看。"

当时缠脚已然被禁，可在农村，缠脚依然流行。我当时只是模模糊糊听说过这事。当然，村子里所有年纪大的女人都缠了脚，我知道她们年纪小的时候也经历了这个过程。

我们几个孩子缠着问她为什么她妈硬要她这样。她害臊地说："我妈说我要是不缠脚，赶明儿没人娶我。"

就在这个时候，她妈来了，赶着让我们走。她大声说："可不吗？谁要娶个大脚女人？大脚女人谁要？"

我们几个孩子都四下跑开了。

"不许你们再和她一起玩了！"她母亲在我们身后喊道。

我确实再也没和她一起玩过。不过她母亲对我的态度比对其他男孩要宽容。他们是当地人，在她母亲眼中，我也许将来能成为她女儿的对象。

那女孩的小脸确实漂亮。

当时从北京到温泉山庄可算不近，每年夏天把一家子运到那里是个不小的工程。有时情况允许，父亲会借朋友的车子，后来我们家也买了一辆。当时汽车很少见。大多数人用驴子当交通工具，相对安全，但非常慢。我记得小时候骑驴来往于温泉山庄和北京。之所以能记住骑驴的事，是因为这是我小时候调皮捣蛋干的坏事中的一件。

我小时候脸皮厚爱逞强，每次必须我的驴比哥哥的快，当然也不是每次都能如愿。有一天我们全家从温泉去西山的一个教堂，行程十五六里，我选了一头很活跃的驴子。我特喜欢听那驴子叫。我们在山脚等着的时候，堂姑英瑞良坐在我前面的一头驴上。我没耐心等我的兄弟们赶上来，就开始用一根鞭子的柄打驴子，驴子被打急了，又够不着我，就愤怒地朝堂姑的腿上咬了一口。她疼得大叫，滚到地上。去教堂的计划就此取消。我惹上了大麻烦，太吓人啦。

我堂姑被抬上山，请来了医生。她的伤口缝了不少针。我至今还记得那驴子，黑皮，很倔。咬了堂姑姑后，继续跑它的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就像咬人是它本职工作的组成部分。我想要它停下，可等它停下时，我已在一百米之外。

长辈们把我拉下驴子，说："知道出什么事啦？你怎么弄那驴子啦？"

我回答道："什么也没弄，我就想让它快点。"

我父母属于现代派，尤其是我父亲，在伦敦受的教育。给我们孩子立规矩时，他总是很绅士。他从未打过我们几个孩子，对我们都没动过一个手指头，除了一次，我哥哥若勤对我母亲不礼貌。他约十岁，我大概六岁或七岁。父亲把这事弄得好像是个仪式，让若勤靠到桌子上，用一根手杖打他屁股。我估计那可能是英式打屁股。我们必须旁观，吸取教训，不能在我母亲面前粗鲁。我父亲不允许这样。

英瑞良，我那被驴子咬过一口的堂姑住在昆明，一直活到九十几岁。显然驴子没有严重伤害她的健康。她是我祖父五弟的女儿，就是那不成器经管人力车的五爷爷的女儿。他只有一个儿子，英铸良，据说他本想把他的两个大女儿英瑞良和英端良溺死。这是英氏家族里流传出来的，我祖父听说了，大骂了这个五弟，把那两个孩子带走了。于是我这两个姑姑在我家里长大。我父亲是独子，而她们就成了他的妹妹，后来我们孩子们一直管她们俩叫姑姑。

我猜英氏家族有收养成双成对孤儿的习惯。我母亲从她经管的香山孤儿院也领养了两位年轻姑娘，尽管她们与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她们跟我们就像亲兄弟姐妹一样，我们孩子们称她们瑞卿姐、萍姐，或者就叫姐。这两个姐姐似乎从来就是我们家的一部分。她们结婚离开家时我还一时闹不清出了什么事呢。

瑞卿姐和萍姐到我们家时都十几岁了，我父母亲为她们找到了婆家。他们还尽职地把我的两位姑姑瑞良和端良嫁出去，就是我祖父救下来的那两位。我父亲想为她们找丈夫，可我父亲认识的单身汉都是大学里的青年精英。这俩姑姑都不是冰雪聪明的主儿，哪位青年教授会看中她们？父母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才把她们嫁了出去。

我记得有一个夏日，我们在院子里的大树下吃饭，大人们在谈论我的姑姑们，先是年长的那位："瞧见没有？她开始喜欢吃辣的了！"另一位大人，可能是我母亲，答道："可不是嘛，她是该结婚了，明摆着的事。"意思是，如果一位姑娘突然喜欢吃辣的了，那就说明她有生理需求啦。那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不久我父亲就带着各路年轻聪明的讲师教授到我们家来。但是有几位爱上的是我姐姐若雅，而不是我的姑姑们。情况当然很尴尬。若雅十八岁正当年，又漂亮又聪明，很多年轻人都想赢得她的欢心，而我的两位姑姑都二十大几了，又没有我姐姐那么漂亮聪明。其中一位姑姑已经二十七了，在当时没有结婚的女性中算是大龄了。

最终瑞良和端良都成功地结了婚，她们都在西什库北堂举办了天主教婚礼。我记得我和我的一位小表妹在其中一个婚礼上做拿戒指的男童和持花女。我母亲用我们家那台胜家缝纫机为我们俩制作参加这个特别场合的衣服。她要男孩女孩在婚礼上穿得相配。两件衣服都是用淡蓝色的锦缎做的，我很以自己的那件衣服自豪。

瑞卿姐和萍姐相对来说要好嫁些，因为她们比我的姑姑们要年轻。萍姐长得很可人。她跟我外祖母的一位邻居结了婚，他们住在北京西城石驸马大街。我们把她借给那家人帮忙，或许是忙着婚礼、家京西城石驸马大街。我们把她借给那家人帮忙，或许是忙着婚礼、家务或其他什么事情。那家其中一个年轻人就爱上了她并和她结了婚。

我不记得瑞卿姐和谁结的婚。

这两位被领养的姐妹在我家住了好几年，确实就像这个家庭的成员。每年夏天她们就和我们一起去温泉别墅。我母亲是个很公平的人。我记得她只要看到好的衣服，比如最时髦的毛皮大衣，她就会买三件，把其中两件给瑞卿姐和萍姐。

遗憾的是我跟她们的丈夫都不熟。瑞卿姐在战争期间搬到内地，后来死于轰炸。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一直没有萍姐的消息。她们没有用"英"这个姓，我也不知道她们的真正姓名，因为我就叫她们瑞卿姐和萍姐。

危险的逃离

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卢沟桥事变"。我当时刚满八岁，因为是暑假，我们全家都在温泉山庄。可那天我父亲在城里，而我们则被困在乡下。那时的道路状况很不好，尤其是夏天，雨水多，泥泞的道路很难通行。开始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会发生大战吗？或许仅仅是紧张的中日关系又有了小摩擦。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人人都在议论。每天都有人来我们的别墅，带来这样那样的消息，说的都是稀奇古怪的事，比如"日本人的装备好，他们的大炮能隔山打牛！"很多人都坚信这回日本人是动真的了，他们以天津的日租界为基地，开始攻打中国的北方。那时日本人已经占据了满洲。

人们都相互警告别惹日本人，说什么："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们吃小孩！"大家都很紧张。除非十分必要的事，像购买火柴、盐、粮食之类的事，谁也不敢出门。

"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了。我父亲来接我们回北京。他最终从某个大使馆借到一辆车，我不知道是哪个大使馆。可能是意大利使馆，但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那是辆福特，有外交牌照。我父亲有很多外国朋友，他是那时的国际俱乐部会员。那时候汽车极少。整家人都挤进车里，一个接一个，我们孩子们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光觉得特别好玩。孩子们对改变计划打破常规总是觉得很兴奋。

到了西直门，看到想要进城的大批人群，我们都十分吃惊。日本士兵已在城墙上设了岗。他们不允许任何人进城。那时北京巨大的城墙只要关上城门就能起很大的作用。现今，有些人作为某个大城市的荣誉市民而会得到这个城市一把象征性的大钥匙。在当时那可真的是一把大钥匙，要打开西直门，得用一把巨大的钥匙。门周围的城墙是双层的，要攻进去几乎不可能。

西直门由两道巨大的门组成。门下半部是铁，上半部是木头。是双道门，门上有巨大的金属门钉。北京有一种很著名的小吃就是以这些门钉命名的，叫"门钉肉饼"。北京现在还卖这种肉饼，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的出处是城门钉，因为城墙已经早拆光了。

我们越靠近西直门，人群就越密越吓人，我们都很紧张。有人让我们的车停下，我们就等在护城河边上。我父亲从一位外国朋友那里拿到了一张特别通行证，当鬼子兵看到通行证和车上的外交牌照，他们就不太情愿地挥手示意我们进去。到那时，大家都挤进车里想进城，车里已经挤得不行。

两位大学生认出了我父亲，她们正在城墙外面，跑过来喊："英教授，英教授！"她们请求道，"带我们一起进城吧！让我们回家吧！"

我父亲当然同意了。

"行，我们尽量。"他说。这两位女孩还真设法挤进了原本就十分拥挤的车子，坐在别人的大腿上。

车内已有七个兄弟姐妹，加上父亲，母亲，我的两位姑姑，还有两位领养的姐姐。那已是十三个人了。大概在极端的情况下，人能逼出办法来。我父亲担心汽车还没进城轮胎就会爆了。他就在西直门雇了几个人把车推进城。我们总算进了城。城门内右面就是西直门天主教"西堂"，教堂里的神甫和教民都出来帮助我们。万幸的是，我们家离城门不太远。所以最后以大团圆结局。

英若诚（1929—2003），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剧协理事，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委会副主任，剧本室主任。先后主演了《骆驼祥子》、《茶馆》、《推销员之死》等经典名剧。此外，在影视表演方面也取得了蜚声中外的成就，是中国老一辈演员中唯一堪称“国际明星”的艺术家。英若诚先生不但是表演艺术家，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话剧导演、也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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